記者：楊侖
足可見牛是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勞動幫手。
牛的象形字最早也見於甲骨文，上邊兩個牛角，角下又有兩隻耳朵，即便是小朋友也能夠輕松辨認。《說文解字》說牛：“象角頭三封尾之形也”，足見其字形流變不大。因為牛在農耕社會的特殊地位，歷朝歷代人們都對牛非常重視。在商周時期，牛是祭祀中獻給神祇的重要祭品。所謂天地山川，社稷鬼神，即用牛、羊、豕齊備，謂之太牢，這也是祭祀中的最高等級瞭。
古代器物上的動物圖像大都有其象征意義，牛通常被認為是財富的象征。商周時期，牛形器多為水牛造型，說明當時的水牛已經進入到人們的勞動生活中。
現藏於陜西歷史博物館的西周牛尊就是一件典型的器物。牛尊是西周中期的文物，1967年出土於陜西省岐山縣賀傢村。
西周牛尊。圖片來源：陜西歷史博物館
這件長不過40厘米、高24厘米的牛尊全身覆蓋著雲紋裝飾。與商周時期祭祀用品的神秘威嚴不同，給人以親切的藝術美感。此外，這件牛尊的用途是酒器，背後巧妙地將蓋子與環鈕相連接，顯得流暢華美而又不失實用功能。
同樣在陜博，還收藏著一件漢代的玉雕臥牛。這尊玉雕於1972年在陜西省蒲城縣出土，在一整塊呈黑色的玉料上，采用圓雕的技法琢制而成。這件玉牛代表瞭漢代圓雕工藝的高超水平，工匠們抓住瞭臥牛的動態特點，身體及五官線條流暢、簡潔明快，牛的臥姿和憨厚溫順的性格刻畫得栩栩如生，靜中有動，栩栩如生。
玉雕臥牛。圖片來源：陜西歷史博物館
進入漢代之後，國傢的統一與生活的安定使得農耕技術得到快速推廣和發展，以耕牛為代表的形象無論是在意識形態方面還是在社會生產、生活中均占有重要地位。隨葬明器中牛的大量出現既體現瞭當時的葬俗，也表明人們對其關註程度的提高。
近年來，考古發現的許多漢墓中都發現瞭牛耕圖，山西平陸棗園村王莽時期壁畫墓牛耕圖、陜西米脂東漢畫像石牛耕圖、江蘇睢寧雙溝畫像石牛耕圖等等。東漢時期的出土文物中，也有如牛耕畫像石等。值得註意的是，犁到漢代已有較大的進步，牛在農業生產中的地位已無可替代。東漢應劭《風俗通義》載：“牛乃耕農之本，百姓所仰，為用最大，國傢之為強弱也。”
漢武帝時，南下北進，連年征戰，所謂“萬裡長城盡烽煙”。直打得國庫空虛，民生凋敝，終於意識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於是湧現出一批改良農技農法的官員，趙過就是其中之一。《漢書·食貨志》說：“趙過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用耦犁二牛三人……”。從二牛三人到一人一牛一犁，農業技術的進步恰恰體現在對牛的應用之中。
1952 年陜西省綏德縣東漢永元十二年（100）王得元墓前室東耳室門洞左右鑲嵌的兩塊豎石上均有一牛挽犁圖像，此外，壁畫中還保存有大量牛的圖案，可見牛對當時人們生產生活影響之深遠。直到清末，我國許多地區依然采用一人一牛一犁種耕作辦法。
不僅是中原地區，地處邊疆的古滇國也是牛的“狂熱”愛好者。2019年，央視大型文博探索節目《國傢寶藏》就曾播出雲南省博物館館藏文物“四牛鎏金騎士銅貯貝器”。
四牛鎏金騎士銅貯貝器。圖片來源：雲南省博物館
這件文物實用功能很強——它是古滇國貴族使用的存錢罐。貯貝器是青銅鑄造的，用以貯藏海貝的容器。它是雲南青銅文化的典型代表，出土於晉寧石寨山。石寨山等地是滇國統治的核心區域，也是古滇國“滇王之印”出土之處。可以說，貯貝器是滇文化的獨特代表，它在滇國的地位與中原的鼎有些類似，是滇國重器。
當然，古滇國與牛相關的青銅器數量繁多，著名的牛虎銅案第一次為人們揭開瞭古滇王國的神秘面紗；立牛青銅鉞等帶有動物造型的青銅器，更是栩栩如生地展現瞭滇國各階層民眾的生活百態。
到瞭唐代，繪畫藝術開始逐步登上歷史舞臺，而最負盛名的《五牛圖》就誕生於這一時期。
五牛圖局部。來源：故宮博物院
據傳，此圖為唐代宰相韓滉所繪。韓滉出身官宦傢庭，唐玄宗年間以門蔭入仕。公元785年入朝拜相。韓滉一生為官註重農業發展，此圖或許有鼓勵農耕的意義。作為世上僅存的幾件唐代真跡，《五牛圖》歷來被學者重視。趙孟頫贊為“神氣磊落，希世名筆”；趙子昂、乾隆皇帝都多次題跋，歷朝歷代文人墨跡更是數不勝數，記錄瞭千年以來的文字風流。
《五牛圖》本身命運也極為坎坷。靖康時，宋高宗為躲避金兵的“搜山檢海”，倉皇南逃時也不忘帶走此卷，總算得以保全；然而千年之下，八國聯軍劫掠北京，《五牛圖》一時銷聲匿跡，直到50年代才輾轉重回北京。
《緙絲青牛老子圖軸》。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
到瞭明清兩代，隨著工藝的發展和進步，以牛為形象的圖畫、瓷器日漸增多，牧童圖也成為常見的題材，俯拾皆是。直到今天，仍然有農民在傢中養牛以供耕作，可以說，牛以其忠厚溫順、勤勞肯幹贏得瞭中國人的歡心，也把自己的形象與農耕文明緊緊地捆綁在一起，成為我們最“牛”的好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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