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此事影響，被原單位勸退後，11月，吳莉想要重新去找工作卻屢屢碰壁，在她看來，自己已經近乎“社會性死亡”。
吳莉不希望在大眾面前呈現出“賣慘”的姿態，她試圖去掌握事情的主動權。從一開始知道消息時主動報警、搜集證據，向法院提交造謠者涉嫌誹謗她的刑事自訴書和證據材料，再到現在她幫助那些在微博上私信她遇到同樣困境的女性，吳莉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個案例，以過來人的經歷告訴她們，“走出來的路很難，但這不是個死胡同，你是有機會可以看到光明的”。
而現在，等待法院的結果，是對於吳莉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我希望能讓他們知道，他們口中的‘玩一玩’、‘開玩笑’的事，對受害者會造成多大的影響”。吳莉的代理律師鄭晶晶告訴深一度記者，法院在與她的溝通中表示，此案是否立案將於近期給出正式答復。
造謠者將編造的微信聊天記錄與偷拍吳莉的視頻“打包”傳播於網絡
難以爬出的深淵
“最近采訪說的話加起來可能比我一年說的話都多”，為瞭招待從全國各地趕來的記者，吳莉傢客廳雙人沙發前的茶幾被挪到一邊，面前又擺上瞭兩把從朋友傢借來的椅子。直到晚上將近11點，采訪結束，她才打開一盒桶裝方便面。在這之前，她當天隻吃瞭個小面包，喝瞭一袋牛奶。她調侃自己，“我現在的‘工作’就是接受采訪和回復微博私信，根本沒時間留給吃飯”。
此時，距吳莉被傳謠“出軌快遞小哥”，已經過去5個多月。
7月初，在吳莉所在小區的大門邊開超市的宋凱，在當地一個275人的車友群內，發佈瞭一段時長9秒在超市隔壁快遞驛站內的視頻，正在快遞驛站門口等著取件的吳莉入瞭鏡。視頻裡，吳莉穿著及膝碎花連衣裙和白色細帶高跟鞋。隨後，群友王濤聯系宋凱，決定去“耍耍”群友。王濤用小號假裝是吳莉，同扮演“快遞小哥”的宋凱在微信上聊天，在聊天信息裡，二人發生瞭兩次性關系，編造的聊天內容在群內進行實時直播。一個月後，8月4日，吳莉取快遞的視頻和編造的聊天記錄被一名群友打包發送到另一個群中，此後吳莉“出軌快遞小哥”的謠言開始擴散。
謠言擴散後，她的同事、領導、同社區業主都知道瞭此事，吳莉被工作單位勸退，男友徐健也因無法顧及工作而離職。
11月末，因為“清華學姐”事件，吳莉此前的遭遇又重新被人們關註。再次有媒體聯系她時，她有些猶豫：采訪之後是不是又會放大事件對她的影響？
原本，11月是吳莉逐漸從封閉的狀態走出來，試著重新融入社會的起點。事發的快遞驛站就在小區正門外，離吳莉的住處直線距離不足百米。謠言傳出後，需要出門時，她總會繞遠，從另外一個門走。即便有快遞要取，和男友一起下樓時，她也隻是在樓下花園等待。從11月開始，她可以一個人從正門走出去，路過宋凱的超市去取快遞。情況似乎正在好轉，而當她開始下定決心尋找工作時，吳莉才意識到，自己因被網絡謠言中傷而陷入的“深淵”，並不是她想爬出來就能出來。
她原本在總經理助理的崗位，需要代表公司和合作企業接洽。當面試官問到在上一傢企業的離職原因時，她說瞭來龍去脈。“面試官當時就會一下子就明白過來，‘啊，原來是你’。接下來，他們會安慰我，表達對我的同情。但當談完這個事情後，這個話題就成瞭對話的終結。”
面試結束後，吳莉再也沒有收到招聘方的回應。她覺得，是這段“被造謠”的經歷讓公司不願意錄取自己，“如果我是人力，我也不會要我自己。畢竟企業雇人是去解決問題的，而不是去制造問題”。
“社會一下又把我推回深淵裡，說，‘你還是在裡面呆著吧’。”讓吳莉感到恐懼的是，她並不知道外界的環境什麼時候能允許她從“深淵”中出來，“可能再有三五個月，可能一兩年，或者是會一直持續下去？這一切都是未知的”。
吳莉沒有再去詢問企業自己沒被錄取的原因，“那樣太不體面瞭”。她也並不願意和媒體說出具體的經歷，在她看來，“再糾結這件事情，也無法改變企業的態度，隻會讓自己越陷越深”。
而接受媒體采訪，意味著事件的熱度又將上升，對自己的影響也會持續下去。“如果遵從我的內心，我不會接受任何媒體采訪。我希望大傢趕緊遺忘我”。在同意11月份第一傢媒體的采訪到記者抵達杭州中間的時間裡，吳莉陷入瞭擔憂和恐懼，“我知道這不是我想選擇的路，但我確實要這麼去選擇”。
她把這種感覺比作是去蹦極，“有勇氣蹦下來的人一開始都是害怕的。雖然害怕，但還是會選擇蹦下去”。在她看來，現在自己有義務站出來，“畢竟我是一開始就選擇站出來的那個人”。
吳莉收到瞭198位網友給她提供的謠言傳播渠道
需要一個答案
8月7日凌晨，一位北京的朋友在微信群裡看到瞭有人轉發來的造謠信息，讓兩位與吳莉同小區的朋友當面告訴瞭吳莉。彼時，關於吳莉“出軌快遞小哥”的謠言已經在網絡上發酵瞭3天。
“整個人都是懵的”，那個晚上，吳莉反反復復地播放著那段她取快遞的9秒鐘視頻。她沒看明白，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取快遞場景裡，自己既沒有穿著暴露，也沒有任何輕浮的舉動，怎麼就和後面露骨的聊天記錄掛上瞭鉤？
報警，這是吳莉第一時間的反應。當時，她還不清楚這則消息的傳播范圍，也不知道造謠者是誰，手裡是不是還有關於她的個人信息，這是“唯一的選擇”。直到8月7日上午，吳莉在準備報警前剛好看到業主群內也開始討論此事，才知道這件事已經在小區內傳開瞭，“一開始隻是以為在小范圍傳播時就剛好被我朋友看到，從來沒想過周邊的人都會知道，甚至全國各地都有人看到瞭消息”。
8月8日凌晨4點多，她決定站出來，在朋友圈對此事的經過進行公開說明，她在這份說明中寫道，“選擇站出來說這些不完全是為瞭自證清白。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女性遭遇過、正在遭遇或許以後可能遭遇和我相同的境遇，隻是希望不要退縮，勇於抗爭到底。”
8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餘杭分局對宋凱和王濤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二人“利用信息網絡公然侮辱、誹謗他人，屬於情節較重”，拘留9天。
在咨詢律師後，吳莉開始通過微信、微博向大傢發佈求助信息，希望大傢把看到謠言的渠道截圖給她，作為之後維權的證據。一共有198位網友發來信息，統計後發現，這條謠言在微信群、公眾號等渠道的閱讀量至少達到6萬多人次。
8月15日，吳莉接到公司人力電話，對她進行勸退，“人力告訴我，讓我在傢好好休息，並且利用休息的這段時間再找找工作”。男友徐健的工作需要頻繁出差，為瞭照顧她，也離職瞭。
那段時間，吳莉時常會在傢漫無目的地繞來繞去，“一旦停下來，就感覺內心裡有什麼東西要炸出來瞭”。徐健回憶，他在椅子上坐著時，吳莉就會過來，二話不說地就抱住他，或者是蹲在他腿邊，把頭頂在他膝蓋處開始哭，“你問她你哄她，她也不搭理你，也不回復你，你就讓她有個地兒靠著哭就行瞭。”
吳莉也沒有辦法好好休息。她會做各種各樣的噩夢，有被人追殺的，有遇見鬼的。更多的時候，她會在沒有夢境的時候抽搐著抖醒，或是突然“啊”地尖叫一聲醒來。9月8日，她在醫院被診斷為抑鬱狀態。
8月底，吳莉曾和徐健向造謠者宋凱、王濤以及轉發信息的陶某提出和解要求，一是公開發佈道歉視頻，二是每人賠償五萬八千六百多元的費用，這其中包括吳莉6個月的工資、徐健3個月的工資、律師咨詢費、公證費等等。最終，和解並沒有達成。
宋凱在接受深一度記者采訪時表示，自己的確給吳莉帶來瞭傷害，但對賠償金額有異議，“他們沒有出具吳莉和她男友的工資明細，我不可能賠償的。並且，我也並不認同要賠償男友工資的要求，要是男友賠瞭，她的七大姑八大姨失業瞭不是都得賠償嗎？”
吳莉的代理律師鄭晶晶告訴深一度記者，陶某已在近日與吳莉達成和解。
如今出門路過宋凱的便利店，吳莉會不自覺地留意店裡的客流量。“每次路過總能看到有人進出，人流也不少，好像他的生活根本沒有受到影響”。據吳莉瞭解，王濤也在原單位繼續上班，“對他們來說，這件事情好像沒發生過一樣”。
今年3月，吳莉和徐健剛從北京搬來杭州，打算開始新的生活。二人原本打算今年商量結婚的事兒，但計劃被突如其來的謠言給打斷瞭。自始至終，一直在困惑吳莉的是，“明明自己什麼都沒有做，這一切的後果都是我一個人在承擔？”
10月末，吳莉向餘杭區人民法院提交瞭宋凱和王濤涉嫌誹謗她的刑事自訴書和證據材料。鄭晶晶表示，根據他們提交的一份公證書，某自媒體號發佈的《這誰的老婆，你的頭已經綠到發光啦！》一文，轉載瞭全部的編造聊天記錄，這篇公眾號閱讀量已經超過一萬。鄭晶晶表示，“根據司法解釋，誹謗信息實際被瀏覽點擊次數達到5000次以上的，可以認為是情節嚴重，我們認為我們提交的證據已經達到瞭這個標準，應該是可以立案的”。
宋凱表示，等法院的判決下來，自己會承擔相應的責任，“原本就是發在群裡大傢開個玩笑的事情，發完之後兩三天我就在群裡澄清瞭，說這假的。沒想到後來被轉出去後鬧得這麼大”。
“我哪怕不要一分錢賠償，也得讓他們知道自己的行為是在犯法”。在吳莉看來，她需要法律給一個答案，才能為這件事情畫上一個句號。
在過去的一個星期裡，吳莉收到1000多條微博私信，很多被謠言困擾的女性向她求助
“和我一樣的人”
現在，回復私信占用瞭她和男友大量的時間。接受完媒體采訪，基本上已經是凌晨，再回私信，有時候直到天蒙蒙亮她才能放下手機休息，到中午起床，然後又開始新的一天。
東北網友堆瞭一個雪人，用拍照的方式送給吳莉，吳莉反復打開看瞭好幾遍；一位男性網友留言囑咐吳莉要照顧好自己，還跟她分享瞭個好消息，“我要當爸爸瞭”。一些私信發來的鼓勵話語有一整個屏幕那麼長。“別人給我發來多少長度，我盡量也回多長”，徐健覺得，素不相識的人能發來這麼多祝福，是在出事後倆人難得遇到的開心事。
一開始站出來的初衷也得到瞭回應。自她在微博上公開遭遇以來，陸續有和她遭遇相同的女性來留言。她們大多在小城市生活，20歲出頭，剛步入社會，甚至還有18歲的學生。謠言在她們所處的社區或是學校內流傳，“基本上就兩種類型，一種是說你出軌，另一種說你是性工作者”。
在吳莉收到的求助裡，有一位大約22歲的女生，晚上習慣在她租住的屋子裡開燈睡覺。時間長瞭，她常會看到小區裡大傢對她指指點點，“就是那個晚上接客的女孩”。有些女生的屋子隔音效果不好，晚上可以傳出說話聲，也會被傳謠說是“在接客”。也有剛轉學不久的女學生，不知怎麼，就被傳和老師有不正當男女關系。
吳莉為她們感到擔憂，“在她們這樣的年紀，別說是咨詢律師，可能連如何報案都不知道”。在她們身邊，甚至沒有人可以傾訴，有人的父母勸說“認栽就行”，“要是去報警全都擴散開瞭，大傢都知道瞭很丟人”。找不到出口的女孩向吳莉傾訴，“姐姐，我看不到希望瞭，想結束生命”。
吳莉決定和她們一起面對，“我是一個過來人，我會告訴她們，這條路雖然不好走，但還是有路可走的。”
在吳莉的鼓勵下，那位22歲的女生去報瞭案，但因沒有充分的證據，立案沒有成功，“但她至少是爭取過瞭”。後來，這個女生搬離瞭原本租住的小區。前一陣子，她發消息告訴吳莉，自己在慢慢從這個事情中走出來。
對於那些能夠收集到證據的，希望面向大眾公開自己遭遇的女性，吳莉會給她們提前打好“預防針”——你會面對很多好的聲音，但一定會有不好的聲音，你的個人信息也有被泄漏的風險，甚至會有人來人肉你，這些問題你能不能接受？
“我把情況分析給她們聽，選擇權永遠在她們自己手裡。”吳莉說。
隨著自己的事情得到更多關註，吳莉收到的求助也在增加。她對未來開始有瞭新的打算，或許自己可以搭建一個公益平臺，一邊對接律師、心理咨詢師和媒體，另一邊是受到謠言困擾的女性。對吳莉來說，如果原本的工作領域無法再接納她，這件事情或許可以成為她和社會重新聯結的途徑，“我要告訴和我有一樣遭遇的人，走出來的路很難，但這不是個死胡同，你是有機會可以看到光明的”。
吳莉打算，等自己的案子有結果瞭，她會摘下口罩，以真實的樣子面對大眾，“那時候，我不再是‘受害者’，不再是化名的‘吳女士’，而是一個希望幫助被傳謠女性群體的人”。
將近晚上11點，吳莉才有時間吃晚飯
被謠言改變的生活
吳莉不希望以“賣慘”的姿態把自己呈現在大傢面前。在接受采訪時，她常用“堅強”、“強大”形容自己，但不可否認的是，被造謠這件事或多或少地改變著她。
聯系采訪時，記者隻能先與男友徐健溝通，再由徐健向吳莉轉達信息。吳莉變得排斥電話溝通這種直接、即時的聯絡方式，相比起來，她覺得文字交流的方式會好些——她可以掌握著回復信息的選擇權，“我可以考慮這條信息要不要回復，怎麼回復”。
吳莉保持著和外界的距離感，大多數時候給她發信息，通常需要等待幾個小時後才能收到回復。她關閉瞭手機的一切提示音和震動聲，不用手機的時候，她把它倒扣在桌面上，如果不主動地打開手機查看，她不會註意到有人給她發瞭消息。
事情發生後，吳莉重新審視瞭一遍自己的好友圈，清空瞭手機通訊錄，陸續把微信聯系人從500多人刪減到200餘人，“我想讓那些沒有那麼熟的人可以盡快遺忘我，我希望自己不要再成為他們議論的話題”。
認識的人的“吃瓜”行為讓她難以接受。在謠言開始傳播後，不少認識她的人都先於她知道瞭情況。一些長時間沒聯系的人突然在微信上找她閑聊，後來吳莉再問過去，有人坦白，“當時感覺這事兒是假的，又好奇是不是真的，最後也沒好意思問”。也有身邊的同事，在她仍不知情時偷拍她在工作的視頻，在微信群內傳播。
吳莉開始審視自己，是不是以前太沒有戒備心，太善良瞭，導致瞭這件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從前，吳莉是朋友眼中的“社區交往小能手”。在北京，她和小區裡的大爺大媽保持著不錯的關系，見面總是會打招呼，也會時常去鄰居傢吃飯，“一旦你願意把自己打開的話，關系就能自然而然地聯系起來”。如今，她已經刪掉瞭杭州鄰居的微信等聯系方式，“以後至少在這個小區裡，我肯定不會像以前那樣瞭”。
吳莉也沒有那麼喜歡出門瞭。以前到瞭休息日，她總喜歡和男友出門，去哪玩，吃什麼，都會提前做好攻略。現在，她好像對很多事情都提不起興趣瞭，“還是覺得傢裡才是最能讓人有安全感，能讓人放松的地方”。
吳莉覺得，在外面，那個被手機包圍的世界充滿瞭危險：有人舉起手機，想拍下人流，或是拍下某個場景，有人或許隻是由於閱讀習慣不同，會把手機抬得稍微高一些。而一旦手機鏡頭對準吳莉的方向，她馬上就會條件反射地遠離鏡頭，徐健也會盡量用身體擋住她。一旦認真去觀察，幾乎每次出門，吳莉覺得自己都會遇到這樣的“危險”情況。
路過宋凱店門口的時候，看到單身女性進去，吳莉會有些無端的擔心，“現在他在店裡可以光明正大地安裝攝像頭，隨便掐一段都是素材，我是‘空虛的富婆’，你們又可能被塑造成什麼角色呢？”
10月末，徐健回老傢醫院看病，在醫院裡住瞭一個月。但他不放心吳莉在傢裡的狀態，通過傢裡用來監控貓的攝像頭觀察吳莉的舉動。在鏡頭能夠捕捉到的有限區域內，獨處的吳莉是一個“不修邊幅，完全不收拾自己的女孩”，她在攝像頭所能拍到的客廳區域，要不就是在一根接一根地抽煙，要不就是在燒水，一杯接一杯地泡黑咖啡。
在徐健看來，女友是個會‘偽裝’的人，在別人面前隻願意把自己好的狀態呈現出來。而最近幾天，有好幾次在深夜的采訪結束後，吳莉甚至都不想洗漱，直接躺到瞭床上。事情過去4個多月，每次面對不同的記者，她都需要再重新回憶一遍整個事件，“對她來說，神經一直都處於緊繃的狀態”。而面對記者，她隻是一遍一遍為最近來訪人數太多而照顧不周感到抱歉。
“我不可能像大力水手一樣，可以吃瞭菠菜就會瞬間強大起來。”吳莉覺得，自己的改變大多是階段性的，“等法院對這個案子有瞭結果，我的生活會慢慢好起來”。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吳莉、徐健、宋凱、王濤為化名）
記者/韓謙 實習記者/紀佳文
編輯/計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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