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絞盡腦汁都無法讓大女兒坐在便盆上如廁，最後根據其他父母的建議，給她看瞭一段手機視頻，問題竟然迎刃而解。但孩子接觸電子屏幕越多，她的焦慮情緒就越深。
卡梅內茲還沮喪地發現，哪怕傢裡限制使用電子屏幕，到瞭幼兒園還是能接觸到。意識到校內外的巨大裂隙後，她對合理使用電子屏幕的話題產生興趣。卡梅內茲調查瞭500個傢長，看他們如何制定或打破屏幕使用時間的規則，也訪問瞭很多學者。
隨著訪談深入，她發現這個問題很復雜，絕非簡單的對和錯、禁止/限制和許可，就能囊括。尤其是有些學者為瞭便於發表研究成果，會刻意“博眼球”，電子產品的不良影響也被誇大瞭，更助長瞭焦慮情緒的擴散。
“我的一大目標就是向傢長介紹問題的復雜性，對焦慮的論調加以平衡。”卡梅內茲在新書《兒童電子屏幕指南：來自500個傢庭的經驗》中說。
在中國，特殊的教育狀況，使得孩子與傢長、學校因電子屏幕使用而發生的沖突更有激化的可能。正如在中學裡做瞭20年心理咨詢教師的王新紅所觀察到的，這些經常發生的沖突包括摔iPad、摔手機、強行斷流量，甚至有孩子會威脅老師或傢長：“要是敢收手機我就去跳樓。”因此，《兒童電子屏幕指南》所做的調查和研究，對我們同樣具有一定的借鑒價值。
空氣裡充滿WiFi信號
卡梅內茲認為，21世紀的每個父母都要面對和思考的問題是：孩子究竟該如何使用電子屏幕。
她是成長於網絡時代的第一代父母，揮之不去的童年噩夢，是在一個深夜被電視機屏幕裡突然“噴”出來的綠色黏液嚇壞瞭。兩個孩子則是觸屏環境下長大的第一代人。從網絡時代到觸屏時代，短短20多年時間，技術進步帶來的變化徹底嵌入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我們呼吸的空氣裡充滿瞭WiFi信號”。
2011年，一項針對9000名美國學齡前兒童的調查指出，他們平均每天有4.1個小時在屏幕前度過。2016年，另一項針對美國兒童和青少年媒體使用情況的調查則顯示，8~13歲兒童日均使用娛樂性媒體的時間是6小時，13~19歲青少年使用時間則達到9小時。在今天的美國，孩子第一次接觸數字媒體的平均年齡是4個月，而在1970年代是4歲。
傢長們都公認，孩子在屏幕上花的時間太長瞭，但他們不知道“健康使用”的邊界在哪裡。美國兒科學會一位專傢也承認，這是研究中的一個空白。
卡梅內茲通過采訪和梳理發現，核心問題無非兩點。第一，什麼樣的屏幕使用方式才科學而合理；第二，屏幕使用量多少才健康。遺憾的是，在這個新興研究領域裡，專傢們的成果充滿“戲劇性的對立”。在關鍵問題上他們至今各抒己見，互不相讓。誤導和焦慮隨之蔓延，問題也變得愈加復雜。
越負面越好發表的研究
首先，研究者關於電子屏幕的預設立場就存在某種偏見。賓夕法尼亞大學傳播學專傢丹·羅默告訴卡梅內茲，隻要有新技術出現，關註就會隨之而來。有些研究為瞭能得到發表，會聚焦於技術帶來的傷害。於是，那些發現屏幕使用和其他事實之間存在負面關聯的實驗自然更受關註。而那些顯示屏幕使用具有益處的實驗，在一開始就不會被設計和實施。
斯坦福大學神經科學傢梅琳娜·安卡佛進一步解釋，真正要通過科學的研究發現兒童和電子屏幕之間的關系非常難。科學證據的黃金標準是隨機對照實驗，從觀測組之間的差異得出某種結論。但如果研究對象是人，道德委員會就不會輕易批準類似實驗。尤其孩子很脆弱，屏幕也可能是有害的，就更不能在受控實驗中讓孩子更多地暴露在屏幕面前。“大多數的研究都是相關性的，我們無法得出太多因果性的結論。”
卡梅內茲還發現，一些探討兒童和電子屏幕關系的著名觀點，要麼太輕率，要麼經不起嚴密的科學論證。比如不少中國媽媽都知道的“兩歲以前最好不要接觸屏幕媒介”，是美國兒科學會在1999年首次提出的。但一位起草者後來卻透露，“當時一點證據都沒有，我們是編的”。這一結論之所以風靡全球，也如這位起草者所言，“運氣真是太好瞭”。因為後來有十多份研究表明，過早、過度接觸屏幕會導致語言學習滯後。
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雪莉·特克爾的《群體性孤獨》一書頗受重視，其中探討瞭數字技術對人際關系的影響，中文版於2014年出版。她的核心觀點是：數字技術讓人們彼此孤立，破壞瞭人與人的關系。但卡梅內茲卻認為，這本書誇大瞭科技對兒童交流的影響。以嬰幼兒參與的視頻通話為例，最新研究表明，實時通話功能顯然與提前錄好的視頻不同。視頻對話時嬰兒會簡單互動，註意力更集中，這些都是學習語言等重要技能的前兆。
“網癮”之爭背後的利益
卡梅內茲查閱瞭所有電子屏幕負面影響的研究，發現公認的隻有兩個，一是影響睡眠，二是導致兒童肥胖癥。諸如多動癥、註意力不集中、影響學習等問題，學者們關註很多，但沒有清晰界定出它們與電子產品之間有明顯的因果關系。
正如書中多次出現的“復雜性”一詞一樣，不良影響的判定不是那麼簡單，有時背後還涉及利益之爭。這點在“網癮”認定上尤其明顯。統計顯示，美國青少年遊戲玩傢中有大約8%的人達到瞭成癮診斷標準，也就是有300萬兒童存在某種程度的遊戲成癮。但至今，心理學界仍在爭論，究竟該把“網癮”作為單獨的心理障礙來處理，還是將其視為抑鬱、焦慮、強迫癥等其他心理障礙的表現之一。
卡梅內茲說，如果把“網癮”列入《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就有可能正式進入診斷序列和保險賠付范圍，或許還會立法規定學校要為在校學生提供專門的無網絡空間。可見，判定背後牽扯的利益面不小。
網絡色情內容也是傢長非常擔心的。美國男孩初次接觸露骨色情內容的平均年齡是9~10歲，女孩傢長則擔心女兒被“壞人”聯系上。但專傢們認為，這種“道德恐慌”總是伴隨新技術的產生而來，並非數字時代獨有。卡內基梅隆大學計算機專傢賈斯汀·卡塞爾說，電報和電話出來後，傢長就擔心女兒被“拐走”，“與過去時代的人一樣，美國年輕人受到的真正威脅並不是來自陌生人，看看統計數據吧，誰在對女孩犯罪？總是傢裡人，從來沒有變，真是悲哀啊”。
提倡積極數字育兒
在一次研究中，得州理工大學的專傢埃裡克·拉斯穆森建議初高中傢長和孩子討論色情片時，要“誠懇地分享價值觀”，這樣孩子進大學後，觀看色情片的比例會比較低。學者德沃拉·海特納也持類似看法，“傢長應該把自己的價值觀說給孩子聽”。
卡梅內茲把專傢們的建議總結為“積極數字育兒”，認為傢長在數字化教育中要發揮支持和拓寬的作用。父母也是孩子與電子產品之間的關鍵環節。因為研究發現，孩子會模仿父母使用電子屏幕的習慣。
至此，作為一名母親的卡梅內茲筆鋒一轉，援引瞭博客上點擊量超千萬的一篇文章《在兒童樂園玩智能手機的媽媽》，對裡面提到的“反面母親”表示同情，也反思瞭美國社會的“密集母職”現象。“以往的兒童發展和依戀理論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將母親放到中心位置。”她說，理想的母親形象似乎就是永不缺位，永遠守在孩子身邊。她希望社會能理解母親在承擔孩子養育過程中的艱險，尤其是職場媽媽，更難平衡工作與傢庭。
卡梅內茲顯然更喜歡英國兒科醫生和心理分析專傢唐納德·維尼考特關於親子關系的論述——“夠用媽媽”，意思是，嬰兒期給予孩子全身心照料，等他們長大逐漸成為獨立個體，母親慢慢退居幕後，不再按照孩子的需求來安排自己的行為。
“單憑技術進步本身永遠不會給母親減負，而一定要通過男女伴侶的誠懇協商，以及政府和雇主提供更多的社會支持才能實現。”卡梅內茲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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