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4日，既是有著百年歷史關於青年的節日，也是兩名少年的忌日。
這一年“五一”小長假後上學的第一天，南京兩名學生不堪作業壓力自殺。
其中一名初三學生由於假期作業沒做完，被父親關在傢中一個人寫作業，隨後跳樓。另一名6年級學生同樣因作業沒做完，寫下“爸爸媽媽，對不起，我天生不是學習的料。爸爸媽媽，我愛你們，天亮瞭，我走瞭”後離世。
同一天，同一座城市，兩個年輕生命凋零，引得全社會熱議。新華網在那天寫瞭篇報道：
作業噬生命：陽光下的悲劇如何不再重演？
而就在一個月前，教育部剛在全國開展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減負萬裡行”活動，試圖為孩子們減負。
這會兒人們普遍認為，學校內有問題。
但有意思的是，隨後持續上十年的“減負”運動，非但沒有引來傢長們的贊同，反倒是一篇篇“教育減負：一場寒門的災難？”、“教育部請不要給我孩子減負”等文章轟動一時，甚至有傢長向教育部門投訴“減負”政策。
隻是這其中，傢長們沒有意識到，學生一天24小時的總時長是恒定的，一個環節時長縮短，必然意味著另一個環節時長的增加。
2016年，《民辦教育促進法》迎來瞭最重要的一次修改——開始允許盈利性教育機構的出現。
這意味著，從2016年起，除九年制義務教育學校（小學、初中）外，包括幼兒園、高中、職業培訓學校在內的各類學校，民辦教育機構都可以按照公司模式運轉，利潤可分配，且在一定的法律和財稅設計後，教育集團可以上市。
那一年有從業者總結道：
中國迎來瞭教育資本化浪潮。
據中國教育學會《中國輔導教育行業及輔導機構教師現狀調查報告》顯示，2016年，中國中小學輔導機構市場規模超8000億元，參加課外輔導的學生規模超1.37億。
校外教培行業迎來黃金發展期。
這一切直到2018年，國務院印發《關於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校外教培行業遭遇嚴整。
這一年年初，教育部長陳寶生在全國教育工作會上說：
大力規范校外教育培訓機構，這件事遲早要做，遲做不如早做，小修不如大修。校外教培要成為學校教育的有益補充者，而不是教育秩序的幹擾者。
“教育秩序的幹擾者”8個字，讓人們意識到，校外好像也有問題。
不過即便如此，多次整頓過後，補習需求依然巨大。
據天眼查《2020年教育行業報告》，十年來，教育相關企業的總數從78萬傢上升到瞭412萬傢。加之2020年疫情的助力，在線教育更為火爆，超百億融資湧入其中。
而到瞭最近，校外教培行業再次站上瞭風口浪尖。一系列整頓，加之北京、上海、武漢、濰坊等多地出臺暑期托管班，校外教培行業哀聲一片，市值蒸發數百億，裁員四起。
對於這十年，有人總結道：“這些年的校外培訓，整個將校內教育替換掉瞭。”所以這一次的整頓——是一場來自公立教育的“收復失地”。
問題是，今天為什麼要“收復失地”？
1、校外教培為什麼會出現？
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明白“失地”是怎麼失的？校外教培是怎麼出現的？
2011年10月，剛經歷上市的張邦鑫意氣風發回到北大演講。他談到，“男人18歲以後應該自力更生”，所以自己在研究生第一年就做瞭七份兼職。七份兼職中，有三份傢教，兩份輔導班的兼職。
同一時期，校外教培在中國出現。
90年代，姓資還是姓社的矛盾迎來解決，南巡講話後許多人響應號召投身市場經濟，大學生傢教亦在其中：以學科補習為主，提供差異化教育輔導。
但早期的校外教培，市場高度分散，並沒有成規模。隨著改革的不斷推進，人們也越來越看到學歷的重要性。兩點碰在一起，兩傢機構應運而生。
一傢是張邦鑫的學而思，在2003年首創“培優”概念，專為準備奧數競賽的學生服務。另一傢則是留學起傢的新東方，在2008涉足中小學教培領域，旗下優能中學輔導成績偏弱的學生。
一個“培優”，一個“補差”，代表瞭校外教培行業的起始需求——僅對少數學生提供個性化服務。
這是其一，其二，教育這件事為什麼需要民間資本？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中國的應對政策是基礎設施建設，擴大內需，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其中擴大內需的方案中包括瞭房地產改革，鼓勵大傢買房，買車，買冰箱等。
隻是經濟一片蕭條下，無人願意消費。
適逢其時，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傢湯敏想到瞭一條刺激經濟的措施：
這種經濟刺激措施在那種情況下很難奏效，而唯一有可能起效的就是教育，因為即使在困難的情況下所有的傢長還是願意把錢花在教育上，因為教育不僅是消費，它實際上也是一個投資，是為你的下一代、為你的孩子，為你的傢庭，也是為國傢的未來在投資。
隨後，一封名為《關於啟動中國經濟有效途徑——三年擴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議書送到瞭中央領導手裡。
1997年，適逢中國工人“下崗潮”，高達2115萬人下崗。而接下來一年，又有百萬高中生離開校園。這些人沒大學可上，沒工廠可去，都將面臨失業。
因而湯敏的建議也很快得到采納。
次年，教育部出臺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文件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達到適齡青年的15%。
據教育部數據顯示，1999年，招生總數達159.68萬人，較上一年增加51.32萬人，增長速度達到史無前例的47.4%，
這個數字，超過此前十年之和，湯敏也因此得名“擴招之父”。
但與此同時帶來的問題是：
學生突然變多瞭，教師、宿舍、教學樓就不夠瞭。
為瞭解決這個問題，有官員提出改革思路：
動用社會力量辦學。
隨後蘇州文正學院、華中科技大學武昌分校、南京師范大學中北學院等民辦高校開始在中國大地上遍地開花。
借助社會力量辦學也成瞭一項正面典型。
其三，減負，某種程度上是最大的誤區。
除去2013年五一小長假的悲劇外，事實上早在2009年，中小學生課業負擔加重的問題，就進入瞭決策層的視野。
這一年，時任教育部長袁貴仁談到：
減負首先是最根本的舉措，提高教師業務素質，改進教育方法。我們習慣於滿堂灌，習慣於讓學生長時間做重復性、機械性的工作，這讓學生感到非常苦惱。
次年，《國傢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出臺。其中明確提出，要給學生減輕課業負擔，同時要求，需要在減少課業的同時，增加課時和提高難度。
乃至到瞭2013年，教育部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減負萬裡行”活動，以檢驗學校在“減負”與“提質”這兩點上是否執行到位。
與此同時，在校外這一面，有關校外教培行業的政策，則沒有過多提及。
2018年以前，校外培訓問題隻作為“亂收費”這樣的子問題出現，給出的意見也多是“規范市場”這樣的層面。
甚至到2016年，《民辦教育促進法》迎來最重要的一次修改——開始允許盈利性教育機構的出現。
一面提倡公立教育減負，另一面缺乏課後公共服務配套，以及校外教培行業的適當監管，事實上助推瞭校外教培行業的發展。
因為學生一天24小時的總時長是恒定的，一個環節時長縮短，必然意味著另一個環節時長的增加。
所以有教育專欄作者慕峰評價道：
這些年的校外培訓，整個將校內教育替換掉瞭。
問題是，站在傢長角度，隻要孩子能成才，校內學與校外補又有太大關系嗎？老百姓能花錢買教育，不是還提升瞭受教育的公平性嗎？
2、校內的失職與校外的危害
實則擴大。
2018年3月，全北京的傢長們都在關註一件事：
“坑班校”將徹底消失？
民間培訓機構與升學的關系鏈是否將全面切割？
還有無“死灰復燃”重啟的可能？……
這些話題，被上著培訓學校和準備上培訓學校的孩子的傢長們熱議。
之所以引得傢長關註，一是在這一年，國務院印發《關於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校外教培行業不再作為“亂收費”這樣的子問題出現，而是針對安全隱患、證照不全、超前培訓、超標培訓等一系列突出問題提出瞭新的要求，進入“最嚴”整改。
幾個月前的全國兩會期間，教育部長陳寶生也放下瞭“狠話”：
這一次要徹底割斷各類考試、競賽和招生的聯系。既要砍斷教師和培訓機構在教學方面的聯系紐帶，同時又要割斷義務教育階段各科超前的教學培訓，讓學生痛恨、傢長無奈、機構賺錢的校外違規培訓得到清理，給學生減輕校外負擔。
二是，沒有“坑班校”，“我的孩子怎麼能上個好中學？怎麼能上個好大學？”
3月15號那天，號稱“如果孩子要上清華附中，就必須先在‘龍校’裡‘蹲坑’”的北京知名小升初輔導機構——水木龍華培訓學校發出退費通知，表示將暫停小學培訓業務。
幾天後，《北京青年報》發表瞭一篇名為《新一輪“禁奧”行動打響 北京知名培訓機構龍校停招退費》的文章，直接使得這件事從北京傢長圈“出圈”到全國傢長圈。
這個熱點事件背後的誘因，雖然是來自傢長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渴望，背後實則是各學段沉重的升學壓力。從“幼升小”到“小升初”、從中考到高考，在現有招生和選拔的標準下，傢長和孩子們被動陷入“內卷”的潮流。
雖然自2018年以來，“點招”、“坑班”等嚴重違反教育秩序且違法的行為被教育部嚴打，但“龍校”這類壟斷名校招生權的校外機構，盡管屢屢被關停，卻又死灰復燃。
最後“龍校”的關停的時間，不是2018年，而是2019年。
換句話來說，校內教育與校外教培形成瞭所謂的“雙軌制”，尋租空間就出現瞭。
即便在這個問題上監管執行到位，但公立學校的老師收入遠低於民辦高校和校外培訓機構，這也是不爭的事實。造成公立學校老師積極性不足，而校外機構憑著從公立學校挖來的名師去招生去融資去上市，非但沒有達成想象中“老百姓能花錢買教育，提升瞭受教育的公平性”，而是在事實上擴大瞭教育的不公平。
與此同時，當傢長們最關註的應試訴求由校外機構完成時，公立學校難免會進入到一種“失職”的狀態。
所以在2017年，教育專欄作者慕峰寫下瞭《為什麼應當堅持國民基礎教育的非營利性》一文，最後遞到瞭決策層手裡。
這是在教育領域這一面，而在學生這一面，更嚴重的一個問題是，校外機構是不用遵守教育規律與教育心理。
傢長給孩子報培訓班，其目的，要麼是提高分數，要麼是進對口名校的培訓機構以保證升學。也就是說，傢長的訴求就是應試教育。相應，教培機構提供的服務也是應試教育。
那素質教育呢？
慕峰引用過一位特級教師的話：
小學生的發育具有很強的個體差異，同樣難度的教學要求，對某些小朋友來講，也許晚半年接受，就輕而易舉。如果早半年接受就會感覺很難。如果長期讓小學生處於接受難度超過自己發育階段的學習內容，將會對學生的心理、自信、情緒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
所以就像人們常說那句話：
上學宜晚不宜早。
在2018年初那次全國教育工作會上，教育部長陳寶生不單談到瞭“校外培訓應該是學校教育的有益補充者，而不能成為教育秩序的幹擾者”以外，還有一句更直白的話是：
對於那些違背教育教學規律和素質教育要求，開展“應試”培訓，超前教、超前學，嚴重幹擾學校正常教學和招生秩序，令學生痛恨、傢長無奈、自己卻賺得盆滿缽滿的培訓機構，則必須依據“負面清單”，堅決整頓、絕不手軟。
而這正是校外教培機構的最大賣點。
而與之相對的素質教育，遵守教育規律、尊重教育心理的任務，也隻能由不以盈利為目的的校內教育去完成。
這也就是自2018年起乃至今天整頓校外教培行業的原因。
3、“負”轉移瞭，但沒有消失
這些年來，“減負”的任務從來沒有斷過。或因升學壓力，或因望子成龍的期盼，減負的同時，實則在增負。就像教育部說的，“校內減負瞭，校外卻在增負。”但更重要的問題是——“負”是轉移瞭，而並非是消失瞭。
雖然許多人會詬病選拔機制，造成瞭今天從幼兒園開始，就向好大學沖刺，終點是社會的上層通道。
但除瞭高考是保證教育公平性的最後一根稻草以外，這其實是東亞教育的一個通病——教育功利主義。
東亞國傢工業和現代化起步較晚，就像此前十年的中國一樣，隻能做世界工廠，從事低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普通工人收入低待遇差社會地位不高。
而反觀德國，德國人在完成基礎教育後，會進行分流，適合做學術的做學術，適合進入產業的接受職業教育，然後成為一名職業工人。而區別是，德國工人收入不低也沒有過多的社會偏見。
換句話來說，東亞國傢非高等教育人群的出路太窄瞭。
2008年，劉鶴副總理寫過一篇名為《沒有畫上句號的增長奇跡》的文章，其中提到：
在拉美訪問時，智利的傑出研究人員向我介紹，總結以往教訓，發現忽視教育是造成中等收入者比重低的根本原因。教育不足使低技能人員大量失業，造成貧困的再生且惡性循環。但隨後發現，國傢投入大量資金發展公共教育，而富人享受的私立教育質量超過公立教育，教育質量差別又轉化為巨大的收入差別。而造成教育質量差別的原因，是公立教師激勵不足。他們不無感慨地對我說，一旦進入兩極分化的陷阱，要花幾十年的時間才能走出來。
而在另一個層面上，教育理論傢楊賢江曾說過：“自有人生，便有教育。”
人生註定是不容易的，教育自然也不例外。
就像有人說的：
過去十多年，隻有兩類東西跑贏瞭貨幣增速：一是一線城市的學區房，二是教育培訓的價格。
遺憾的是，這都跟教育無關。
資料來源：
1、作業吞噬生命：陽光下的悲劇如何不再重演，新華網， 劉巍巍
2、湯敏18年後反思大學擴招：我不後悔當初諫言，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3、新一輪“禁奧”行動打響 北京知名培訓機構龍校停招退費，北京青年報，李佳、劉婧、李夢婷
4、是時候撕開校外培訓行業的遮羞佈瞭，慕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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